中国榜书的艺术特点与实践理论略述

 徐双喜

提要：榜书是书法艺术中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门类。榜书俗称大字或者招牌字，要求规模大，观赏性强，具有视觉冲击力。因为榜书的创作方法和使用工具与传统的案头书法差别很大，所以在实践中需要新的方法论指导。

本文认为，进一步剖析榜书的艺术特点有利于传承与发展榜书艺术，而与时俱进地创新榜书艺术则是时代的要求。在推广榜书的实践中，应当秉承“回归经典守正创新”的价值观，推崇规范、美观、大气的审美观，通过多学习、多交流、多实践，将榜书艺术推向新高度。

 一、中国榜书的历史源流和社会价值

         榜书，一作“牓书”，古人亦名“署书”。秦代八体中即有“榜书”之名。
       榜书，最初是用来标题宫阙门额。后来，业界把大型字，也都称为榜书，也叫“擘窠书”。
     古人认为，半公分以内的称为“蝇头小楷”，几十公分以上的大字即可称为“榜书”。 中国民间喜欢把榜书称为“招牌字”或者“大字”。
       综上所述，榜书就是尺寸较大、主要用于招牌、标语、标识等标志性用途的书法大字。
       榜书在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秦朝官方认定的八种书体中，已经有榜书，可见，榜书到了秦代时，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字体门类。
       西汉开国丞相萧何以擅长榜书驰名，史载其题写“苍龙”、“白虎”二阙，用的就是榜书。又载，西汉建造的许多宫殿，题名者即是萧何。
        萧何之后，榜书继续发展。汉魏时期，知名的榜书家有梁鹄、韦诞、卫凱等。唐朝的颜真卿、殷仲容、王知敬，宋朝的黄庭坚、米芾等，都是擅长榜书的行家。明清之后，随着建筑物的规模体积扩大，榜书更为繁荣，名家辈出。大凡楼台馆所，都需要题名，榜书自然就非常普及了。
       榜书最初是因社会需求诞生的，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加，榜书也变得十分普及，成为最受大众关注、关注度最高、传播率最广的书体。著名的榜书山海关“天下第一关”、镇江“天下第一江山”等经典作品，留下了许多美妙的传说，可以说，榜书是社会需求最密切、最受公众喜闻乐见的书法体裁之一。
      榜书艺术适合书写大题材，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道德、哲学、历史、教育、自然、地理等诸多内容，多为古今人们在开元纪事、誓师宣德、祈福天地、开张庆典、安民告示、赞美庆贺等重大场合中所应用。
       榜书艺术表现载体宽广，包括宫殿楼台的匾额、厅堂高斋的名号、名山大川的摩崖、亭台楼榭的题词，商场大厦的广告招牌等，它的载体可以多种多样，形式可以五体兼并，但以隶、行、楷三体使用居多。既能突出时代特征，又能以其艺术个性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地表达书者的思想感情。
       榜书艺术表现形式灵活。首先是载体灵活，纸、帛、木、石、金上都可以书写；其次是书写工具灵活，根据载体的不同，笔、帚、竹等都可以充当书写工具；最后是书写方式灵活，根据现场的需要，字数可少可多，字体可大可小，可方可圆，格局可横可竖，可密可疏，书写形式可动可静，千山万水一笔带过，精气神集于一字之上，视角聚焦，美轮美奂；
       榜书艺术思想性强，主题鲜明，庄严肃穆，清雅亮丽，超凡脱俗，气吞山河，历史承载力极强，大气磅礴，载于金石，可久经风雨而长存，譬如长江三峡白鹤梁之刻石等。
       榜书艺术擅长于表达时代精神，抗美援朝时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政治宣传口号，用榜书艺术表现出来，体现出极大的号召力和亲和力，达到了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二、榜书的艺术特色和审美趣味
        与一般的书法创作不同，榜书创作有自己独特的手法和特色。
       康有为指出：（榜书）作之与小字不同，自古为难。其难有五：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习，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
       康有为认为：即使是能书之人，熟精碑法，骤作榜书，多失故步，盖其势也。故能书之后，当复有事，以其别有门户也。
      书法理论家认为，即使是擅长书法的人，在写榜书的时候，也往往很难成功，主要是难以写出气势。所以，高手即使谙熟书法，还应该专门练习榜书技法，才能成功。
      我们认为，榜书作为书体的一种，对书法艺术一般规范都是要同样遵循的。但榜书不同于其他书体，特别是一般意义上的案头书法，有自己特有的规律，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
      一是榜书的字形大，书写的手法不同常规。前文已述，巴掌大的字一般不称为榜书，一尺见方的字还可以在案头书写，规模再大了，就得在地面上书写甚至在墙面上书写。由于榜书体积大，书写的工具和手法与案头书法自然也就大相径庭了。
      二是榜书的展示性强，主要用于户外传播。榜书通常用于招牌字、户外广告、标语、标识等，必须能吸引观众注意，并且让公众容易接受和欣赏。所以，字形设计以美观大方、符合人们的接受能力为宜。毛泽东曾经批评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工”字，其中的一竖被故意拐了个弯，弄得老百姓不认识，这就是榜书之大忌。所以，榜书的艺术性还得服从于传媒规律，这与通常的文稿尺牍书法是不一样的。
     正因为榜书的用途与通常的案头书法不同，对其的审美趣味要求也自然有所不同。我们认为，榜书的审美趣味主要要遵循三点：
      其一，榜书应当美观，让人赏心悦目。主要用于招牌、标识和户外宣传的榜书，一般都是重要建筑物的眼睛，是整个街道乃至城市的门面，必须美观，给人以视觉的享受，并且能准确传达传播者的意图。笔者曾经参观万里长城上的嘉峪关，城楼上悬挂的榜书标牌是——天下第一雄关。像这样重点地方的榜书就应当雄伟壮观，展示万里长城的气势和我民族的尚武精神。而这幅书法用楷书写就，参以魏碑笔法，很好地体现了这样的审美需求。而如今许多城市的招牌采用电脑字，千篇一律，做工极为粗糙，让人不忍卒读，这就损害了榜书的美感，让人很难接受我们这样一个书法大国，居然到了如此程度。
     其二，榜书应当大气，体现民族精神。康有为认为，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若有意做气势，便是下品。实际上，榜书是推崇雄伟崇高之美的，把中国这个文化大国的民族精神表达出来。那些阴柔做作、充满娇媚之趣的书法很难被称为好榜书。大型建筑物和历史文化遗址的招牌，如果写得小家子气，便失去了气势，也起不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当然，榜书也写出气势，不在于单纯追求字型大，或者故作雄伟，而是内在必须有浩然正气灌注其中，乃成上品。
     其三，榜书应当方便辨认，让大众喜闻乐见。有人写榜书，特别是写招牌字时，喜欢用篆书，写完还得在下面用楷书标注内容，不然人家不认识，这样做不太适合榜书的要求。也有人用草书写榜书，这也弄得别人不认识（常用草书例外），都是不值得提倡的。所以，我们提倡写群众爱看的好认的榜书，不鼓励写那些只供少数文人墨客关起门来欣赏的字。

 三、我的榜书实践及几点启示
         本人生于浙江绍兴，这里是西施故里，也是兰亭旧址所在地，是全国著名的书法圣地。我从小就喜爱书法，对王羲之的行书耳濡目染，其点画、结体、布局融于心中；后来对怀素的草书也十分钟情。近些年来，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型榜书的创作上，先后在长沙、北京、绍兴、杭州、南岳、西宁、成都、广州、深圳、兰州、银川、合肥等地举行多场榜书创作和展示活动。2010年5月我在北京世纪华天酒店书写的“龙”，总面积达272平方米，打破了先前由日本书法家创造的世界最大榜书纪录；前不久我又在北大创作了面积达648平方米的“艺”，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此外，我还在衡山创作了507平方米的“寿”、在湖南师大创作了366平方米的“福”。此外，我还为“楚仁堂”、“中电蓝峰”、“中国五洲”等许多著名企业、九华山望华禅寺等很多寺庙题写了招牌匾额。通过多年的练习和实践，我有几点感受：

其一，上名校拜名师，得到名师指点非常重要
       我的榜书创作得到了包括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先生在内的国内许多位著名书法家的肯定和鼓励，张海主席还专门为我题写了“徐双喜榜书”五个大字。2010年12月全国书代会期间，张海主席和10多位中国书协副主席，50多位全国书协理事和全国大部分省书协主席都给我在打破了世界榜书纪录的272平米的巨“龙”作品上题词题签，给予殷切鼓励。中国书协理事、湖南省书协主席何满宗先生在榜书创作方面给予了我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在他的提议下，成立了湖南省书协榜书委员会，由我出任首届榜书委员会主任（据了解，在此之前，全国书协及各省、市、自治区书协从未设立过榜书专业委员会）。尤其是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习期间，中国书协理事、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给予我理论上和实践上极大的点拨，耳提面命，无微不至，犹如醍醐灌顶，受益终身。
       去年5月， 我在北京构想写一个272余平方米的“龙”字，消息发布出去，当天国内来了很多媒体的朋友，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媒体都十分关注，连中国世界纪录协会的负责人都来了。在宣纸上写这么大的字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我知道，这对我自己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它对我的书法功力，对我的体力，对我的意志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那天，王岳川教授也来给我鼓劲助阵。写字之前，他显得很严肃的样子，说这么大的面积，你就写一个“龙”字，很不容易啊。他拎了一下我写字的笔，蘸上墨水都有近百斤重。谈何容易？他说，字越大，你的视觉完全进入了盲区，很多局部你看不到，难以把握。

其实，我在心中早已经打好了腹稿，我认为写字时不仅要用眼睛看，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写，每一个转折，每一个顿挫都在我的心中，我已胸有成竹。但是毕竟是我第一次写这么大的字，来了这么多的媒体，在照相机和摄像机的直接照射下，不能不说有一点小小的紧张。记者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疑惑，纸张那么薄会不会写破，写到中间要浇墨怎么办，笔那么重会不会有问题？等等。

后来，我在观看拍摄的视频时发现：我在写字的时候，王岳川教授似乎比我更紧张，当我写完后将拖把一扔时，大家在鼓掌，而他却拿着杯子在喝茶。等人家鼓掌完了以后，他就放下杯子，一个人鼓掌！这个字写成以后，王教授在他的当场评点和媒体的采访中，对这个“龙”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王岳川教授的指导下，我进入北大学习。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有着无可比拟的人文艺术氛围和各个方面的文化资源，有着最顶尖的学术和艺术大师。所以，我能成为北大访问学者，这确实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并且受益匪浅，对此我倍加珍惜。这一年期间，我的创作在众多的媒体关注，时常见诸各大报纸、网站，受到业内权威和业外观众的高度好评。

 其二，要与行内同仁多学习、多交流、多实践。

     我还想谈谈学术交流的问题。我们这些搞书法、绘画以及其他艺术的朋友，通过互相交流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在学术研讨会上，有的人愿意积极地发言，这样很好；而有的人却不愿意发言，这样就不好。我觉得一定要多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取长补短，思想交锋，互相碰撞，共同进步，如果整天关起门来做事，那样是做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和行内同仁多学习、多交流、多实践。这“三多”，我认为是提高书法水平包括榜书创作水平的必由之路。
      其三，要学习经典，不离法度，大胆创新，审美为先。

  在榜书的练习和创作实践中，要重点把握好三个关系：
   （一）大与美的关系，即规模和美观的关系。

  榜书当然要求规模较大，但规模是由需求决定的，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既要壮观又要美观。如果榜书本身写得不好，篇幅再大也没有意义。我在北京世纪华天大酒店创作巨型榜书“龙”的时候，是经过缜密构思的，对“龙”字的草法，笔法，结构，甚至墨法，都是作了充分酝酿和精心设计的，最终许多专家评价都认为字体、布局、章法乃至墨法，都是较为成功的。其中王岳川教授在现场是这样评价的：“龙”字右半部分是“浓墨”，中间用“龙鳞”法，而龙尾用“枯笔”，且线条流畅结构合理，看上去气势大，很壮观，很大气，不单薄，写得很成功。

 （二）传统和创新的关系，即既要合乎规范又要推陈出新。

现在书法界标新立异者层出不穷，许多人都想自成一派。但真正认真继承传统，精研榜书规律的人并不多。本人认为，创新是完全必要的，创新是新生事物发展的自然需要，应该满腔热情鼓励创新。但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新是在充分消化前人的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的自然发育过程。如果既不认真练帖，又不肯下功夫练笔，匆忙上阵，往往连字都写错了，更谈不上合体和美感，这样的所谓“创新”，是浮躁的行为，即使经过炒作能够得意一时，但最后也会被历史的烟尘所埋没。孙过庭就批判过这样的现象：既未能瞒今人之目，焉能杜将来之口。我主张继承先人，转益多师，回归经典，尤其要学习晋唐大家的精华，这样有了底蕴的创新才有坚实的基础。

   （三）高雅和普及的关系，即既要遵循学术要求又要被群众欣赏接受。

中国书法自元明之后，出现了文人化的态势，即书法越来越高雅，也越来越成为文人雅士们小圈子的交流艺术。当今再加上电脑的普及，书法离普通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不反对书法要坚持自己的特色，但榜书作为与大众最近、关系最密切的书法门类，又必须考虑榜书的普及性问题。如果榜书出现求怪、求偏，越来越生僻的现象，就会失去其大众传播的功能，也最终会失去观众。随着现代商业文化的繁荣，榜书是有可能率先走进商品经济时代，甚至成为电视网络视频最喜爱拍摄的行为艺术，我认为这将为榜书走进民众生活提供全新的机会，我们不能孤芳自赏，也不必自命清高，而应该处理好高雅和普及的关系，在坚持书法艺术原则和规律的前提下，勇敢地走进民众，走进市场，实现书法艺术在市场经济中的突围。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本人虽然在书法领域耕耘了很多年，但还在学习与探索中。感谢北大艺术学院众多专家教授的点拨指正！感谢书法界的名家及学友们的友好交流与真诚指导！感谢王岳川教授对本人寄予厚望，格外抬爱！在书法的长路上，本人始终是个初学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